法治周末记者 宋媛媛

责任编辑 霍建清

银行本是专业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却被诉向私企借钱1亿元和6500万元，“合同”约定利率分别为月息1.86%和2%，高过银行自身放贷利率几倍。

尽管银行称对此不知情，尽管一分钱未进入银行账户，包括所谓的还款也未出自银行，但因为银行一个部门经理的签名和部门印章，银行仍然在被追索。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河北省。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本案庭审直播截图）

近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对上诉人河北某农商行（下称农商行）与被上诉人邯郸某友贸易公司（下称某友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审理，该庭审涉及借款本金1亿元和6500万元两起案件，“1亿元”的案件基本审理完毕。

全部庭审过程，在“中国庭审公开网”上进行了直播，引发了8万次以上的网友围观。

庭审中，法官总结的首要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涉及职业放贷人放贷？本案是否存在虚假诉讼行为？还有部门经理盖章行为的性质以及效力？

通过河北高院的庭审直播，双方的举证质证，这起逆向借贷“合同纠纷”案的一些细节浮出了水面。

蹊跷的“借款合同”

庭审直播显示，《借款合同》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但案中这份固定格式的《借款合同》，竟无出借方签字盖章，甚至连出借人的名称都没有，包括收条和指定收款账户的补充合同也是如此，出借方均为空白。

借款方标明是农联社（改制后叫农商行），加盖的却是农商行授信审批部的部门印章，而这个部门的经理王某江不但作为经办人签字，还为“农商行借款1亿元”做了担保人。在收条和补充合同中，也是他的签字和他掌管的部门印章。

《借款合同》内容还有：“我社”因资金临时周转急需借1亿元整，月利息为1.86%。“若不归还，就构成非法占有的故意，便构成合同诈骗罪”等文字。

如此重要的《借款合同》，原件只有一份，掌控在出借方手里。

2018年6月间，某友公司以上述文件和转账流水单作为主要证据，向邯郸中院提起诉讼。

某友公司称，2016年10月27日，农商行找到某友公司，提出某维商贸等8户贷款到期，急需向其借款一亿元为贷款户做过桥资金，并用续贷出的款项归还贸易公司。双方当日在农商行签订了借款合同，某友公司于当日和次日将1亿元转入农商行指定的8个过桥账户。经过多次催要农商行拒不偿还本息，请求判令农商行偿还本金及利息。

本案在一审中，法院认为王某江的行为无论是属于职务行为还是构成表见代理，农商行均应承担本案借款的偿还责任。判令农商行偿还某友公司本金1亿元，自2016年10月27日起，按月息1.86%支付利息至偿还日。

农商行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案件在重审过程中，上次一审称农商行分文未还的某友公司，却自认“农商行”曾经通过第三方账户偿还过4060万元。但农商行表示对此并不知情。

4060万元折抵了部分本息，一审法院仍认为王某江无论是职务行为还是构成表见代理，农商行对剩余部分负有偿还责任。

农商行不服，再次提出上诉。本次河北省高院的公开审理，是双方的第四轮对簿公堂。

本案是否存在虚假诉讼？

在河北高院的本次庭审直播中看到，农商行提交了王某江刑事案卷的多份材料，包括受案登记、讯问笔录和通话录音，揭示了这起“借款合同纠纷案”的另一面。

某友公司第一次提起诉讼后不久，王某江就到公安机关投案，称截止2016年10月27日，他陆续向郝某某（王某江称郝某某为某友公司实际控制人）借款还有1亿元未偿还，王某江以农商行名义与某友公司私自签订了1亿元的《借款合同》，私自加盖了其保管的授信审批部部门印章。

据王某江供述，因为郝某某来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王、郝早就认识，两人之间存在着多年的借贷业务，王某江向郝某某支付借款的“月息是3分6到4分5之间”，某友公司、某商贸公司、某安达公司、某拓公司都是郝某某的公司。

截止2016年的10月27日，王某江共欠郝某某1亿元，是长期累计形成的，郝某某要求其用农商行名义签了一个总合同。实际按月3.7%结息，每月370万元，都是用他掌控的账户转入郝某某提供的银行帐户。

郝某某在公安机关的说法大致与王某江吻合，（截止）2016年5月27日，“农商行”欠我8976万元，（当年）10月27日、28日，又借了1024万元，因此合同金额是1亿元”。

“是按照月利率3.7%（结息），2016年10月27日—2017年8月，共支付利息是3841.57万元，全部由王某江来协调偿还”。

有关讯问笔录显示，那份指定8个收款账户的“借款合同补充说明”，是郝某某派人找王某江后来补制的。

某友公司经办人杨某某在讯问笔录中称，2018年4月初，郝某某交给他2016年10月27日、28日两天将近三个亿流水单，让他找王某江签订合同，“借款合同补充说明”（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29日）签署了5次，直到郝某某认可为止。

基于刑事案件的讯问笔录，农商行认为这是典型的内外串通、将个人借贷风险转嫁给农商行的一种行为。

农商行称，结合上述证据，加之没有一分钱进入农商行账户，8个收款户否认某友公司所述过桥借款，称是与王某江个人的票据贴现或借贷关系，故本案存在虚假诉讼。

因为法院对王某江的“合同诈骗罪”并未认定，某友公司认为该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刑事卷宗中的笔录等作为民事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当按照证人证言的规则进行，证人要出庭接受质询。对笔录取得和来源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均有异议。

某友公司称，即使按照该组证据也改变不了本案的基本事实，王某江以农商行名义向某友公司借了过桥款一个亿、4500万、2000万，这些证据否认不了这些借款的目的是过桥。

“农商行说没有一分钱进入银行，我们想说的是这恰恰是过桥的特点，所谓的过桥是借款企业借到了钱，把这个钱还给银行的贷款，银行再把钱放出来还给借款人。所有银行过桥款都应当打入借款企业的还款账户中，这叫过桥”。

部门经理获罪  涉及多次“过桥”牟利

据双方提交的王某江案《刑事判决书》，王某江投案后，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其涉嫌合同诈骗、高利转贷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三项罪名。

公诉书称，王某江冒用农商行名义，虚构农商行用款和私自加盖授信审批部印章签订《借款合同》，向某友公司借款1亿元、2000万元和4500万元，最终全部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或借贷他人，致使该借款无法归还。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责任。

但是，法院在审理该案时，王某江当庭辩解，称是为农商行消除不良贷款，所有借款行领导杨某某授意并知情，农商行是借款人，所借款项也都用于客户倒贷，没有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而农商行领导杨某某否认授意王某江以单位名义借款。

法院认为，对于供述与证言之间的矛盾，结合本案，应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处理。另外，公诉机关提供的借款合同、收条是复印件之复印件，部分银行转账电子回单等书证也是复印件，无法核对确认真实性，故指控的三起合同诈骗，均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

关于检察机关指控的王某江违规出具金融票证，因其所签担保书未给农商行造成损失，法院认为罪名不能成立。

但法院认定王某江构成高利转贷罪，其中涉及多次“过桥”牟利。

张某的公司有700万元贷款即将到期，他找到王某江帮忙，王某江用他掌控的公司在农商行贷款800万元，700万元转给张某公司还贷。25天后，农商行给张某公司发放了贷款，张某将借款归还王某江，按月4.5%向王某江支付了25万元利息。扣除应付给农商行的贷款利息63700元，王某江从中获利18.63万元。

某玻璃制品公司还贷需要400万元，王某江用掌控的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而后转借给这家公司，这家公司使用3天，贷款发放后归还了王某江，扣除银行贷款利息，王某江获利14328元。

如此等等，法院查明王某江多次高利转贷，共获利31.1568万元。

最终，法院认定王某江犯高利转贷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并处罚金六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王某江未提出上诉。

“职业放贷人”之辩

在本次庭审直播中，某友公司也提交了多份证据，其中有一份《关于涉嫌“犯罪”过程的补充说明材料》，是王某江的自述。

某友公司宣读了部分内容，其中有王某江称“刑事笔录是片面的，甚至断章取义”，还有“过桥是先把贷款还上，那么这样的过桥过程必须有银行领导的支持”，“到2015年，我经办的最多的时候，我负责农商行60%以上的贷款过桥和80%承兑过桥”，“六、七年间，累计1000多次，总金额200亿，帮助多家企业过桥”等。以此来证明“过桥”是王某江职务行为，领导是知情的，农商行是受益者。

同样是这份材料，农商行也做了选读：

“我（王某江）跟某友公司的郝某某认识六、七年了，郝某某是某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刚开始向他借过桥资金时，是由我个人或实际用款人向郝某某出具借条，或在他们提供的借款合同上签字”。

“在经办某友公司借款时，他们要求的利率较高，在月息3分7到4分5之间......，我基本上能够按时偿还他们的本金和利息，他们对农商行和我非常信任，农商行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据此，农商行认为郝某某及某友公司多年出借资金、总金额达200亿，收取高额利息，从数量、操作手法上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特点。

同时，沙河农商行又列举了郝某某及关联主体起诉其他银行的40多起案件，以证明郝某某及其关联主体构成“职业放贷人”。

对此，某友公司辩称，郝某某起诉某建行的20起案件已经合并为一起，贸易公司也就这两起，其它各有各的诉讼主体，不能混同。

“200亿中我们只占一小部分，我们的行为属于过桥，与民间借贷无关，更不能适用职业放贷人的法律规定。职业放贷人的规定是从2019年底才产生，法不溯及既往”。

法庭调查时，审判长问：某友公司经营范围里面也就是钢材、建材，（出借资金）经过金融办批准没有？

某友公司：我就说当时的过桥，确实是没有，但是当时邯郸市的政府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会过桥。

审判长：“所以你们就认为不需要经过金融部门批准”。

某友公司：“对，因为没有明文。我们讲在民商行为中，法无禁止即可为”。

农商行认为：“提供过桥资金，收取高额利息，是发放贷款的一种，不能规避于金融监管之外。职业放贷人的立法本质，是未取得金融许可的主体违反金融特许经营规定从事放贷盈利业务，历来被国家禁止”。

庭审直播，在法官宣布休庭声中结束。但直播中显露的种种内幕操作属于什么性质，有待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

来源：法治周末

http://m.legalweekly.cn/zfdt/2022-03/30/content_86961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