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差”在各国普遍存在，我国在校生人数庞大，困难尤为突出

　　放眼世界，“时间差”的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以日本小学为例，高年级孩子的放学时间大概在下午4点，低年级一般在下午1点左右。家长们此时大多还在上班，接不了。在美国，也同样存在学校时间表与家长时间表的衔接问题，甚至比国内更严重。首先，孩子与家长的假期无法同步。比如学校在3月左右会放7—10天的春假，不同学区的春假时间也不同，但公司和政府却没有。同时，学校每个年级都有不同的放学时间，小学正常放学时间是下午3点半，初高中是下午2点半。另外，美国学校暑假时间很长，通常都在6月初开始到8月下旬结束，再加上圣诞节前后还有一周假期，这些密集的假期让很多家庭都犯难。

　　澳大利亚的一些小学，除了课后托管之外还安排了课前托管，并由政府提供补助。但由于移民的人数越来越多，移民家庭中父母同时全职工作的比例越来越大，孩子的托管需求也随之变大，而托管服务的容量却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市场明显供不应求。

　　“‘时间差’难题之所在全球各国都广泛、长期存在，说明在解决过程中，的确面临很多困难。”北京市东城区教师研究中心主任马福贵说，“我国在校生人数庞大，所以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在校课外活动、家委会托管、引进民办机构……探索多，问题亦不少

　　近些年来，我国很多地区都在想办法补上“时间差”。

　　北京市早在2014年就出台了《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的通知》。市教委要求，各区县与学校要在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半至5点的课外时间，安排每周不少于3天，每天不少于1小时的体育、艺术、科技等社团活动，学生自愿参加。财政出钱补贴，聘请社会力量人员参与。2014年北京市以城区生均每年400元、远郊区县生均每年500元标准下拨经费，2015年则提高到城区生均每年700元、郊区生均每年900元。

　　江苏南京市于2013年在全国率先试行了“弹性离校”，由学校安排专人组织“弹性离校”的学生自习，以完成作业、预习复习和课外阅读为主，辅以组织开展体育、科技、艺术等自主实践活动。山东青岛市从2013年起施行“家委会托管工作”。既有由家长委员会组织家长轮流担任志愿者，进行免费托管，学校派出教师配合；也有学校教师或退休教师、家长共同配合担任志愿者免费托管；还可引入第三方机构，每月收取托管费用。

　　还有一些地方直接引进校外民办教育机构。四川成都市永宁镇社区教育学校依托城武社区文化教育活动中心的场所和设备，建立“四点半学校”，由机构提供师资和管理人员，开展日常托管教育和兴趣辅导，社区教育学校和文化站则负责监督检查。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尝试将少年宫引入校内。

　　探索不少，也能为不少家长分忧解难，但问题也显而易见。

　　首先，如何对老师额外付出的劳动给予合理回报。“虽然课后活动是由校外机构提供的，但老师仍然承担了大量的学生安全和监管工作，这些都是义务劳动，希望能通过制度保障给老师一定的经费补偿。”北京市中关村三小校长刘可钦建议。

　　其次，孩子的安全如何保障。将孩子托管给学校或是社会机构，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一旦出现事故，谁承担主要责任？这是学校和家长最担忧的问题。“如若发生意外，家长有可能会追诉学校，如能设立‘儿童弹性离校留校期间校园意外伤害保险’，则可一定程度上为学校减压。”南京市中央路小学校长林虹说。

　　此外，如果在学校内开展课外活动，会造成老师工作量超标，场地也紧张，人力和空间都不够用；课后托管所产生的费用究竟该由谁承担……这些都是在探索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学校课后服务是主渠道，但破题不能是政府一头热，需各方合力

　　在卢森堡，一种被称作“活动中心”的特殊托管服务需求增长迅速。据专家介绍，中心必须每年提供至少500小时的托管服务。

　　在美国，课后教育服务是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社区为载体、家长配合的三方责任分工明确的社会福利事业。据介绍，在美国，联邦政府出台国家层面的法律保障，各州结合各自的情况，制定地方性法律和政策。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为儿童提供完善有效的服务。

　　日本采用以政府为主导、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放学后儿童计划”，2008年被列入《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在保障学生安全前提下，计划要求学校和社会为儿童提供一个辅助他们健康成长的场所，包括学习场所、体育与文化活动场所、社会体验场所、交流场所、娱乐场所等。此外，《计划》将学习作为关键词，要求儿童利用放学后时间对所学知识进行验证，以便加深理解，提升学习兴趣。

　　结合我国实情，教育部3月份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广大中小学校要结合实际积极作为，充分利用学校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明确了发挥中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的作用。

　　在江苏省泰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封留才看来，《意见》在执行过程中，既要做好顶层设计、完善家校共育机制，也要推进课后服务的质量提升。“首先要重新设置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要求，区分好集中学习与课后服务的界定标准，避免部分学校以课后服务为名给学生补课；同时，在坚持学生家长自愿的前提下，把更多的服务机会留给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亟须服务的群体，对具备条件按时离校的要在规定时间放学，学校不能大包大办；还要争取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有偿服务，在减免困难群体费用的基础上合理收费，推动课后服务工作向优质、高效、特色发展。”

　　“民生实事考验政府治理转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教授邱建新认为，解决问题不能只是政府一头热，得让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起来，还要积极整合社区、学校、教师(包括离退休教师)、志愿者、专业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力量。“地方政府一方面购买服务，引导社会共同参与，另一方面建章立制，以督查考核、责任追究规范管理，实现‘弹性离校’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型，才能实现多方共赢。”邱建新说。

　　还有专家表示，发挥中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同时让学校、社会、家庭形成合力，“时间差”难题才有望破解。